义无再辱：文人的自杀与他杀

                               义无再辱：文人的被杀与自杀

        在清朝的雍正、乾隆时期，文网的酷虐都知道，仍有不少文人硬着头皮，私修“明史”，刊刻怀念故国，感伤黎庶的诗文，尽管他们深知那样做的后果会是脑袋搬家，甚至灭族，鞭尸；在明朝，东林党人和复社诸君子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与阉党（以魏忠贤、阮大铖为首）作悬崖上的殊死搏斗，头颈之硬，脊梁之挺，直把杀身视为等闲事，哪有半点精神的阳痿？

      在宋代，有苏东坡等一大批文人虽贬落至死，也不改初衷，那时的文人，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官，是“一官二吏”的高阶层，倘若他们的言行只受利益原则的单向驱动，就很容易抹杀良知，丧失骨气。但他们坚持不同政见，在“聪明人”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饭撑的，跟自己闹别扭，找难受，犯得着吗？在大唐，有韩愈那样批龙鳞、捋虎须的文人，爱佛骨胜过爱真理的宪宗皇帝他也敢惹，你说，他的脊梁是不是铁打的？是不是淬火加钢过？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曹魏末期，嵇康竟敢特立独行，“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于往狠里给司马昭那张马脸猛挥一记钩拳，你说，他是不是天地间屹然不倒的英物？在西汉，司马迁仗义直言，为身陷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犯了盛怒的暴君汉武帝，为此，他献出了中国文人最具雄风的两颗睾丸，良种没了，后世的文人便一茬不如一茬。太史公个人肉体惨遭去势，够可悲够可痛的了，但他精神的火种并未因此熄灭，这又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不怕死的文人，他们的内心必然另有所惧，惧的是比死亡更可怕得多的东西。那会是什么？问得好，我跟你一样，对此抱有十足的好奇心。

   屈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是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我不是史学家，不曾在时间的大座标上作过纵向与横向的仔细考证，因而不敢轻下断言，也丝毫不觉得，让他去争取这个“中国第一”

   不合时宜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被杀，便是自杀。屈原自沉了，他肯将自己托付给清流，是因为他相信“上善若水”，他从渔父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感悟到了生命的原旨和要义，至上的人生境界便是以清水去浣濯自己的精神之“缨”。屈原不是蠢死的，蠢死的倒真是大有人在，他的死恰恰是智慧和良知的终极体现。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的觉悟，“聪明人”十辈子也无法修证得。举世滔滔，自污者像猪猡在烂泥中打滚而满心欢喜，自得其乐，他们还不明白生的意义，又如何明白死的意义呢？

   屈原之后，同其感伤的贾谊也“自杀”了，他不是自沉于某江某河，也不是自沉于醇酒美色，而是自沉于内心的苦水。尽管他深知沉忧伤身，也曾在《鵩鸟赋》中以道家思想多方排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但他还是不能将社稷苍生抛之脑后。

   有高于一世之才，却无高于一世之命，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哀，贾谊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惟有甘死如饴，经由“死亡”那面镜子，欣赏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所许诺的永恒，才能得到来自天堂的慰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朗然相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杀，作为谁也无法剥夺的遗产，那股丰沛的浩然之气都会成为后世精神的“氧泵”和“氧仓”。

   文天祥的被杀实际上也是自杀，他完全可以不死，他甚至还可以“活”得比以往更“风光”更“体面”。但他只求速死，不肯自玷自污，甚至发出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喟叹，那宏音巨响，让无知的草木听了也会为之凛然一惊。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将文天祥的物质生命推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虚无，但死神并非万能，文天祥的精神生命超逾了死神的管辖地带，它为苍凉阴暗的人世间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赵昺跳入惊涛骇浪的大海，换了文天祥，他也会这样做，做得同样干净利落。你别说，他们陪着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把戏去死，陪着一身鸡皮的没落王朝去死，不值得；要知道，文天祥和陆秀夫这两位同科进士，他们不仅作为爱国者而死，也作为孤洁的知识分子而死，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见志。

   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王静安）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他遗书的开头四句无疑是其自沉原因最准确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所说的“世变”，即是世道人心的大败坏大沤臭。“义无再辱”这四个字不简单，它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几千年来，力求精神孤洁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自杀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几乎都是因为“义无再辱”。知义者必勇，知耻者必勇，勇于赴死，绰绰有余。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一则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句话无异于一记警钟，听不进去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近、现代史上，陈天华1905年自沉于日本海，杨笃生1911年自沉于英国利物浦出海口，梁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王国维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朱湘1933年自沉于黄浦江，我列举的显然不是自沉者的全部，那将是一张长到令人惊悚的名单，仅仅只是这几位，就足够风云变色了。

   作为革命家，陈天华看到自己的国家已堕落至毫无尊严，革命战友缺乏团结，不思进取，他义无再辱；作为学者，王国维看到乱世里学术衰颓，学者命如草芥，他义无再辱；作为诗人，朱湘看到人生的悲辛和人心的冷酷，他义无再辱。在自沉者看来，“义无再辱”的标牌背后站着的首席代表绝对不是凶恶的死神，而是安乐天使，你信不信？我信。

   当肉体的保存和精神的救赎发生避无可避的巨大冲突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放弃后者，因而向环节动物（蚯蚓之类）学习，钻到板结的土壤里去，“雪藏”起来，以保存生命为第一要务。但某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会毅然选择后者，放弃前者，让肉体下沉，让精神拔地飞升。

   受辱，受辱，不断地受辱，不断地退让，直退到“义”字的临界线，他们的内心才悲愤地呐喊道，够了，够了，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污辱！于是，他们选择了与“天下之至刚”的暴政恰成鲜明反比的“天下之至柔”的井水、湖水、河水、江水或海水，作为生命的归宿。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义无再辱”的“义”攸关千钧一发的尊严。

   无论是在政治的“高压氧仓”中，还是在日常生活“腐臭阴暗的地下室”里，义无再辱的中国文人选择了死亡，便选择了自赎和解脱之路，这是最佳选择吗？除此之外，他们显然还可以选择更英勇的抗争，进入“活的炼狱”，给自己的精神一个在泪水中泡三回，在血水中浸三回，在碱水中煮三回的历险的机会，活得正直，活得坚强，活得刚毅，像太史公那样，即使被皇帝阉了，含奇耻忍大辱，也要在竹简上刻完一部煌煌《史记》，把那一耳括子重重地扇回去。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是在封建思想耳提面命的“训导室”中长大成人的，谁来为这批“弄坏了坯子的大愚若智者”启蒙？才真叫棘手的问题。至于给他们酥脆的骨骼补“钙”，虽也要紧，还在其次。文人都是唯命是从的，在学校更是这样，领导放一个不太响的屁，你都要听上三天，你怨谁？你活该！路是你自己走的，脚上的泡是你自己摩的，你没有骨气，失去了气节，其实在你还是作为孩子的时候，各种教育就是你失去了做人的气节！

   元朝统治者给汉族文人一个“八娼九儒十丐”的定位，对此，后代文人一直很不服气，可少数人的努力并不能使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改观，奈何奈何？！我忽然想起明末的钱谦益，此公甘心下跪，甘心媚敌，作清朝的降臣，倒是他的枕边美眉──侠妓柳如是深明大义，奋身投水自沉，身虽获救而心已死。那些缺乏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是该掩面羞煞的，他们每逢生死关头便乐于认贼作父，视仇为亲，有奶就是娘，有势就是爹，出卖色相的妓女也远比那些出卖灵魂的龌龊之辈要高贵得多。

   向义无再辱的死者致敬吧，他们至少不是最终的妥协者和屈服者，不是那种一边舔着强权者的屁股，一边吧哒着“幸福”舌头的狗子！

那些出卖灵魂的龌龊之辈们,打着保存革命实力的旗号,做了投降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事实上,有多少中国人.可能就存在多少个汉奸。有了大汉奸。身后自然就有一群小汉奸！文人为守节而死，固然是可敬的！但是也是可悲的！悲的是他们生不逢时，生不逢世！俗话说的好：宁为太平狗，莫为乱世人！
　　现在没有必要说什么党派，经得住　考验的人可能已经要死光了！大师级别的人物，早已经不存世了！而他的徒子徒孙　们也早已经变节！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当现实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有一种破灭感，一旦超出了他本身的承受限度，自我毁灭就在所难免！
　　谁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只是能不能付助现实！
   想想那些魂归天堂的诗人们。海子卧轨（也许是），顾城自杀，戈麦绝食……都有自己的道理。
古人的义无再辱，到今天的一辱再辱。说明世界真的进步了。人的精神和气节也进步的让人难以相信。
更有舔痔归来位望尊，沉沉雪李入平吞之辈，直到现在还在兴风作浪，要是有气节的话，早已经死过九回以上了！